武举制与齐鲁地域武术文化研究

文章借助历史资料，采用地域文化学研究方法，探讨武举制发展的历史背景；以清代山东武举人和武进士人数的地域分布情况为例，统计了清代齐鲁地区武举人数与武术拳种的地域分布情况，分析了武举人数与地域环境、习武风气、民族性格的相互关系。

唐王朝建国后的几十年里，政治稳定，社会和平，出现了“人之忘战”的现象，以文入仕受到重视，尚武之风逐渐丧失。隋唐的府兵制到武后时已经不适应军事的需要，吐蕃、突厥相继为患，朝廷已有将帅乏人之忧，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减弱。另一方面，为了削弱“关陇”军事集团力量，巩固她的新政权，武则天进行了革新朝政，采取了募兵制，在府兵制的废弛和募兵制的形成过程中，唐朝政府既要选拔一定数量的将士充实军队，又要采取措施，开拓兵源，激发人们的习武热情，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这样，乡贡武举制度便应运而生。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创立武举制度，以步射、射长垛、骑射、马枪、举重、材貌、言语等“七等阅其人”。被列为常举科目，每年考试一次，加之灵活荐举方式，为天下豪杰提供比以往更多的人仕机会，为习武之人敞开一扇仕途之门，对社会尚武风气形成必然产生了积极影响，自唐以降，直至清朝。
1 武举制的创立促进了社会尚武之风
武举制不仅重视考试选拔武学人才，还注重地方基层人才的训练和培养。武举设置之初，就“教人习武艺”，“又制为土木马于里阁间，教人习骑”。以使之锻炼于平时，而备应急之试用。武举制度的正常实施，避免承平日久之下“人之忘战”情况的出现，政府还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提倡平民百姓习武健身。自唐玄宗始，国家就专门派遣使者到各个州县衙门，从事地方武举的训练和考试工作。唐宪宗时还敕令各地：“择明兵法，能弓马枪弩筒射军将二人为教练使，分番阅视”。贞元十四年，“兵部武举人，每年尝数百千人，持挟弓矢，出入皇城间”可见唐代武举省试会考的盛况并不逊于进士诸科。
唐代因为武举创立之初，没有增设“武学”，参加武举考试的“举子”都来自“乡贡”。所有应武举者有勋官、品子以及普通平民。由于武举制是一种仕进之路，为习武之人，特别是那些虽不善文却娴熟于骑射的普通地主阶级子弟敞开一扇仕途之门，得以凭藉武艺走向仕途，使唐人习武蔚成风尚，以至文人学士亦跃马驰骋。当时，“若文吏求为武选，取身高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从这一规定中可以发现，在武举人制度创立之后，还出现了文人学士“弃文从武”的现象。至于文人投笔从戎，亲历兵刀弓马生涯者，也不乏其人。受古人佩剑遗风的影响，加上内心急切追求功名的推动以及古人、当时人投笔从戎功成名就的刺激，于是文人用一柄剑把三者贯穿起来，这样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由武举制度催生的社会“尚武”风气。
宋代在唐代武举制的基础上，设置了“武学”，建立了完备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科举制度的基本模式。公元1043年5月，宋仁宗下达诏令，在武成王庙设置“武学”，以阮逸为武学教授。由于朝廷内的文臣反对的较多，于当年的8月又将“武学”罢黜。时隔29年，到宋神宗熙宁五年又复置“武学”，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将“武学教授”改为“武学博士”，并专门设置官职和官衔。“武学”时断时续，1 156年，宋高宗赵构下令，“今太学养士已见就绪，而武学几废，恐有遗才，祖宗以来，武学养士自有成法，可令礼兵部速条具以闻”，开始重新重视“武学”。
宋元以降，明代武举的发展尽管不如文举发达，但在制度层面的建设上较之前代有了新的发展并初具规模。除了继续实行武举制选拔军事人才以外，还加强了“武学”的教育，培养军事后备力量，“天下府州县学皆设武学”。清代从制度上基本上全袭明代，对通过武举考试来网络武备人才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清代武举为封建国家提供了大批武职人员，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人物，同时也使武举在清代达到了鼎盛。
清朝是满族政权，自诩“以弧矢定天下”，特别重视军队骑射、刀马、长枪等武艺训练。培养和选拔军事人才的方式基本沿用明制的“武学”和“武举制”，武举的形式分为童、乡、会、殿试四级，考中的人分别被称为武童、武生、武举人和武进士。殿试有皇帝钦定甲乙，一甲第一名武进士及第武状元，第二名武进士为榜眼，第三名武进士为探花，其他武进士按成绩分列二甲武进士、三甲武进士。武举考试内容和程序基本与明朝相同，技术考核马射、步射、开弓、舞刀、掇石。
武举制为习武者提供了一条走武科入仕的道路。习武者将参加武举考试作为其习武目的之一，除了练习拳术、器械以外，还习练“弓、马、刀、步、石之武试”内容，特别是那些不愿学文的富家习武子弟，可以通过武举了却仕途夙愿。
清代各省府的武举人名额受到限制，但是，省内的各府、州、县没有名额分配限制，因此根据各府、州、县的中举人数的地域分布可以观察到省内各地域武举活动的情况，从而透视该地域民众应试情况和习武氛围。而从武举人中选拔武进士，没有对各省府进行名额限制，只根据当年的国家军事需要进行考试，选拔一定数额的武进士。因此各省内的武进士的晋升率（武举人考中武进士的比率）基本能反映该省的军事将才情况，可以透视该省地域的民族尚勇性格。因此，下文以齐鲁地区（山东省）为例分析武举人数与地域武术文化的关系。
2 武举现象与地域拳术分布和社会尚武风气息息相关
清代顺治二年（1645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年间，齐鲁地区（山东省）共考取武举人数为1755名。依据现行的山东省市政划分情况对清代武举人数的地域分布进行统计，能够分析出山东省武举现象的地域差异。中武举人数较少的是泰安(60名)、临沂和枣庄（共25名）等鲁中南地区。中武举人数最多的地域是聊城市（328名）、济宁市（288名）和济南市（240名）。说明在清代1645年至1735年，山东西部的聊城、济宁和济南这三个地方以武举走向仕途的人数较多，从事武举内容学习和训练的人数也应该远远多于东部地区。
2.1武举人数较多的鲁西武术拳种也丰富
据1983年至1986年全国武术遗产的挖掘整理工作，初步查明清代武坛上“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全国有129种，山东省境内有66种。经笔者进一步调查，该66个武术拳种在山东的地域分布情况，“聊城39种、济宁36种、济南36种、淄博32种、烟台23种、青岛19种、临沂18种”，拳种的数量分布是山东西部偏多，东部南部偏少，习武人群也相对如此。从调查结果看，山东省不同地域的武术拳种与该地域武举人数有正相关倾向，即武举人数多的地域，其地域的拳种分布也相对较多。
究其原因，齐鲁地域流传的武术拳种，大多在清代形成或传人。鲁西地域武术拳种受河北沧州、河南少林影响较大，拳种丰富，习武人群复杂，社会尚武风气浓郁。如有宋以降，华拳一直流传于鲁西一带。雍正年间，泰山人孙通在省内传授燕青拳。乾陛年间，文圣拳开始在嘉祥流传，查拳在鲁西分为三个支派传播。清代中、末期，华拳、少林大花拳、少林大滑拳、关公落地梅花拳、少林俞门拳等武术拳种在济宁流传，嘉庆年间，济宁人王祥在境内传授八卦掌。红拳、子午梅花拳、内功八极在鲁西南流行，岳家大枪、摔跤二十手在益都、沂水流传，太祖拳在苍山流传，潭腿、埋伏捶等在郯城流传。清代末年，鲁西黄河流域一带民间广泛流传通臂拳、秘宗拳（迷踪拳）、形意拳、杨式和武式太极拳、八卦拳、梅花拳、八极拳、青萍剑、昆阳拳、青令拳、颜令拳、王虎索阳拳等武术拳种。
胶东地域武术拳种相对较少，螳螂拳产生于清初莱阳一带，在烟台等胶东半岛流传中逐步形成了现代的不同流派。崂山付家埠付士古传授连五掌、八方掌、虎燕掌、回马掌等；小虎雁拳在广饶流传，二郎拳、燕青锤在惠民流传，龙形太极拳由天津传人利津。八极拳在利津一带流传，长拳在文登流传，地龙经传人青岛、平度、高密、诸城等地，牛郎棍传人胶东半岛。
2.2武举人数较多的鲁西民众习武风气比较浓厚
清代武术拳种数量和习武人群是反映一个地区民族习武风气的重要参数，武举人数也应该是反映该地区习武风气的重要指标。清代“武学”与“武举制”对地方民众的习武风气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反之，地方习武风气也会带动武举人数的增加。通过武举走向仕途是人们从事习武的诱因之一，而人们往往喜欢习武在先，走武举仕途之路只是习武者的目的之一。习武风气与地域环境、民风民俗、政治因素都有关系。换言之，地域的政治因素是限制习武人数多少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而地域内习武风气是中武举人数多少的重要原因。清代山东省的政治中心是济南府、兖州府（今济宁市）和登州府（今烟台），登州的武举人数非常少，仅高于泰安和临沂，济南府和兖州府较多，但最多的是东昌府（今聊城市）。
山东鲁西地区中武举人数之多的主要原因与鲁西地处的黄河文化和本地的习武民风相关。鲁西地处中原，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封建王朝均以训练有素的军队，枪刀相见，杀掳掠夺，抗争盘踞，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曾发祥在这块土地上。如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明朝末年的徐鸿儒起义等均发生在这里。清朝光绪年间的曹州大刀会和1899年的曹州义和团运动也在这里发生。
尽管清代山东省管辖的地域变动不大，户口迁移趋于稳定，但是习武人的迁徙和传播是地域武术拳种变化的主要因素。鲁西地处我国黄河流域的下游，人民以移民居多。在明代洪武、永乐二次大的移民活动中，山西洪洞大槐树有大量的人口迁移到山东的东昌府、济南府、德州府等鲁西北一带地区。迁移到山东东昌府的人口，据叶涛推算有17381户。据叶涛调查，在鲁西一带，大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代建立的。人群的迁移和流动促使了武术等民族体育的交流和发展，鲁西地区成了山东省民间舞蹈、杂技艺术、武术拳种丰富、习武人群密集的地区之一。
3 武进士的晋升率与地域的民性息息相关
3.1胶东的武进士晋升率高于鲁西
清代顺治二年（1645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年间，山东省考取武进士的总人数为271名。因为武进士的录取是根据参加考试的武举人考试水平，结合当年国家军事需要，从高到低录取，由皇帝钦定甲第的第一名为武状元。其余按该科御批中额数，分甲第有差，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封官授爵。所以，这271名武进士，从数量上可以说明山东省当时的武举殿试水平。本研究无法统计清代全国所有考取武进士的地域分布，但是王鸿鹏等编著的《中国历代武状元》中可以整理出清代武状元的地域分布。在清代全国共有109名武状元，其中山东籍14名，占了全国总状元人数的12.84%，仅次于河北省。由此可以看出山东省在有清一代的武举科考水平。
数据表明，山东不同地区的武进士晋升率（即中武进士人数与武举人数的比例）不是正相关。相反，中武举人多的地区，其武举人考中武进士的比率反而相对较低。武举人数最多的聊城市，其武举人考中武进士的比率只有12.8%，整个鲁西的武进士晋升率是14.23%，低于全省平均数1.2个百分点。进一步说明聊城及整个鲁西地域的武举人没有将考取武进士作为追求的最终目标，可能是武举人中的习武者心态较为平和．习武的内容并不是武举制考试内容，习武的目的也并非一味地为了战场搏杀格斗。清代康熙年间，武术的多功能形态已经表现出来。
武举人考中武进士比率较高的依次为青岛、烟台、淄博、济南、济宁、潍坊，表明武举人考中武进士比率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胶东半岛。最高的是青岛达到24.14%，超出了平均数( 15.44% )8.7个百分点；其次是烟台达到了19.7%；整个胶东地域的武举人考中武进士的比率高达19.37%。从清代山东省武状元的地域分布看，清代山东省共有14名武状元，有10人分布在胶东半岛，占了全省的71%。
3.2武进士晋升率较高的胶东民族性格比较强悍
胶东半岛，山水雄浑，天高地厚，河海浩荡。上古之少昊，兴齐之姜尚，贤达名仕，灿若星河，多豪杰、烈女。胶东人粗犷剽悍、尚武好勇的性格可以跻身于山东之最。齐人武艺在身，胆气更壮，性子更烈，可杀不可辱。他们决不会、也不肯在拳头面前屈从。当他们要为某事而与人抗争时，便置生死于度外。在这方面，他们留下了许多故事。
胶东半岛的武举人考中武进士的比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与地域尚勇民风，特别是齐地人民的剽悍性格有关系。齐国民风强悍，豪爽义气，人有时会显得比较粗鲁，而且具有开放的精神。尤其是在胶东一带，这个特点比较明显。
齐地人民比较重视武举的晋升，自古齐地将才辈出。如青州城在清代为府县治所，在城东关就设有武举考试教场、演武厅、箭道，专供演习武功，应考之用。青州北城满族人，男儿12岁开始演练武功．16岁“入丁”，“经一马三枪文武考试合格，晋为‘练军’，享有军籍俸饷”。也是武举晋升武进士的一个原因。齐地人民的“崇武尚勇，堪称诸侯国之最”。早在先秦时代，齐国的君主大都尚勇，如齐闵王，他选用官吏的办法只有一条：看他敢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中与人搏斗。齐人尊崇技击，推重力气，讲求个人技能，善于单兵格斗。“齐人隆技击”但不喜欢打群架、不以众凌寡，惯于逞个人之英武，走出了尚勇的窠臼，步入以技巧取胜的新领域，实为古代武术之滥觞。
4 结论
唐代武举制度的创立，改变了选文不选武的做法，完善和发展了古代科举制度，并为后世提供了借鉴的范例。宋代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武学制度，完备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科举制度的基本模式，明清两代武举考试体系日臻成熟，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之一。武举制为国家遴选优秀的武艺人才提供了方便，为习武者提供了入仕机会，促进了民间武艺的发展，对社会尚武风气产生过积极影响。
清代山东省武举状况反映了特定地域的武术文化现象。鲁西的武术拳种、习武人群、考中武举人的数量高于胶东，地域环境、社会风气是造成鲁西习武风气浓厚的重要原因。胶东中武进士的人数比鲁西少，但武进士的晋升率高于鲁西，反映出胶东入民的剽悍性格优于鲁西，胶东民众的粗犷剽悍性格和尚武好勇的精神可以跻身于齐鲁乃至全国之最。